最近正规的配资炒股平台，刚结束一场与基层风险排查相关的“全员下沉”，中部地区某县文明办干部陈昊感慨：“不管懂不懂业务、有没有相关能力，一个通知下来，所有人都得往一线冲。其实不少人都是去‘打酱油’的。”
在基层工作多年，陈昊发现，曾为应对急难险重任务的全员出动，成了一些地方常态化的治理惯性。在一些节假日值守、专项行动排查、各类迎检督导等事项中，上级要求全员出动、全员下沉的通知，让基层干部陷入“忙而无实”的困境。
廉政瞭望记者与多地基层干部、相关专家交流后发现，这种不分岗位、不问实效的全员出动，在基层治理中并不少见。这背后既有形式主义的沉疴，也有个别领导干部出现了政绩观偏差。当务之急，是要尽快让基层治理回归务实常态。
“全员出动”本应是应急之举
在东部某县副县长李剑看来，与常态化值班值守、组建专班的协同模式不同，“全员出动”主要是指基层面对临时任务或者在一些关键时间节点，为了保障现场处置及时性、工作推进力度，组织跨部门岗位人员一起开展工作的行动。
“在应急事件中，这种方式的积极作用比较明显，关键时刻确实能顶上去。”李剑回忆，自己曾在西部地区挂职，那时每逢汛期、森林防火关键期，安监、林业等科室人手严重不足。面对点多面广的防控任务，他不得不动员其他科室的干部全员下沉、分片包保。“这种方式是应急之举，确实能发现一些安全隐患。”
西部某镇党委书记告诉记者，他所在的镇不足40名干部，却要管辖300多百平方公里的地域。上次村里突发险情，从镇上开车过去花了90分钟，一路颠簸着抵达现场后，发现已经无能为力。“人手太少根本来不及处置这类问题，只能全员下沉值守、就近支援。”
四川省成都市政协委员、成都村政学院高级讲师邢永亮在调研中发现，最初的全员出动，是基层在人力不足、地域广阔、任务突发的现实条件下，为守底线、保平安采取的应急之策。比如，每年七月上旬与八月下旬，多地乡镇通过全员下沉一线的方式，落实汛期应急措施，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被泛化与异化的“全员出动”
在邢永亮看来，如今全员出动正在被个别地方泛化、异化，脱离“应急”的初衷。泛化与异化出的多种形态，看起来声势浩大，实际上空转内耗，缺乏实效。
形式化下沉、只摆姿态不办实事，是泛化的全员出动最常见的形态。某直辖市自然资源局处级干部王彦如直言，一些以“下沉督导”为名的全员出动，反而成了基层的负担。
王彦如记得，自己曾经在区级部门工作时，参与过当地一次全员下沉工作。市上要求区级部门全员下沉村社走访督导。实际上，乡镇和村当时已经部署好这项排查整治工作。“大家‘一窝蜂’地下去后，既不熟悉村情民意，也不认识群众，根本发挥不了实际作用。更尴尬的是，基层还要专门抽出人手来安排这些区级干部的食宿，最后大家就以拍照、填表的方式来表示自己参与了这项工作。”
主动凑人数、造声势，个别地方更是将全员出动异化为一种表决心的举措。在邢永亮看来，异化的全员出动的背后，是以权力为导向。“我在基层调研时发现，某些部门牵头的工作，其他部门积极响应，有的党员干部甚至主动提出全员下沉。而有些部门的工作，即便有实际需求，也很难组织起全员行动。”
一名纪检干部指出，个别基层干部为争取上级认可，对某些部门的任务优先配合、全员上阵。这种选择性动员，可能造成基层的部分资源错配。
运动式攻坚，治标不治本，让全员出动异化为无效忙碌。陈昊曾多次参与创卫创文、专项问题排等全员行动，他坦言，集中行动虽能发现一些日常遗漏的问题，但却不是根治问题的办法。“偶然出现的问题，靠一两次全员出动是解决不了的。这种全员出动，打乱了正常的工作节奏。这阵‘风’一过，一切照旧。”
受访干部普遍反映，这些被泛化与异化的全员出动打破了科学化分工，不仅效率低下，还容易埋下工作隐患。这不仅造成基层资源的浪费，还会让人人参与变成人人无责，治理责任被稀释，一旦出现问题，往往“法不责众”，没人真正担责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基层干部被持续透支，身心俱疲、工作积极性受挫。某县直机关工委干部李冰回忆，前年，该县在乡村振兴领域的一项工作在全省排名垫底，该县主要领导便要求机关干部在节假日不休息，并下沉各村辅助开展工作。“说实话，这种搞法确实让人有苦难言，但全员出动到底气起到了多大作用，确实值得商榷。”
明晰权责、优化考核，让治理回归务实
李剑说，“全员出动”常态化，在一些地方是一种“不卷不行”的困局。比如，十个乡镇有九个表态全员下沉，剩下一个大多不敢特立独行。
那么，本是应急之举的全员出动，为何逐渐异化与泛化？
权责边界模糊、责任转移，是全员出动泛化的深层推手。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，全员出动的本质往往是责任转移与分摊。部门职责边界不清、权责清单不清晰，一些部门用全员上岗的方式，拉上多个部门共同“背书”，看上去是集中力量办大事，实际上是把单一部门、个别领导的责任，转移给更多单位、更多人。
政绩观错位、考核导向偏差，也是全员出动异化的驱动因素。邢永亮认为，部分领导干部治理能力不足，缺乏精准施策意识，往往简单将参与人数等同于工作力度，把场面热闹等同于成效显著，以人海战术代替高效治理。
“有句话叫‘群众过节，干部过关’。”一名地方领导干部对记者直言，因为基层应急事务多、重点任务杂、考核压力大，全员出动的方式在考核上更容易被量化，而群众满意度、问题解决率等指标不好衡量，这就倒逼一些地方用人海战术来掩盖懒政。
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超表示，在基层减负的大背景下，变了味的全员出动还在不断隐形变异。从明面上的发文安排，逐渐转为电话、口头通知，刻意不留工作痕迹，伪装成基层的自发行动，以此避责。
“让基层治理回归务实，需要厘清权责边界，杜绝责任甩锅。”在庄德水看来，职责不清、责任转移是全员出动泛化的主要根源。要把权力清单、责任清单细化落实到部门、岗位、个人，能用联席会议、常规协作机制解决的问题，就不搞全员上阵。还要整治“上下一般粗”机械落实、“一人感冒、众人吃药”过度整改等现象，避免“拍脑袋”决策。
“另一方面，要优化考核导向，纠治错误政绩观。”刘超建议将群众满意度、问题解决率、实际治理成效作为核心的考核评价标准。赋予基层对上级部门的“反向评价”权，将基层合理的评价意见纳入对上级部门的绩效考核。同时，强化“一把手”头雁效应，不盲目攀比、不层层加码，把精力真正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。
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，基层工作最需要实事求是，集中力量并非要把所有人强行捆在一起，而是要统筹协同、精准发力，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刀刃上。通过梳理正确的政绩观、破除形式主义桎梏、理顺权责关系，基层才能逐步走出对“全员出动”的依赖。（应受访者要求，部分人名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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